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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隔多年,李修文这一声怒吼记在纸上,仍叫我震动

原标题:时隔多年,李修文这一声怒吼记在纸上,仍叫我震动

若非故事能手,往往只能看到故事开头,却难以猜到结局。

故事开头是这样的:大约十年前一个深夜,在广州体育西横街的Zinc酒吧外,我接到一个电话,得知有一部以香港沦陷为题的电影正在策划当中。此后便开始帮忙收集资料,去中山图书馆,故纸堆里爬梳,期待发掘什么宝藏,甚至幻想仁人志士在烽火街头与萧红、张爱玲擦肩……个中细节差不多忘了个干净,只知后来电影凶多吉少,没了下文。我又折身回到报社打字编稿,对于即将到来的纸媒断崖式败落毫无觉察。

直到多年之后,看到李修文新作《致江东父老》,才得知故事的下半段:当时作为编剧的他,一度构想了三段故事,包括日寇在圣诞节那天入侵香港,一个罪犯趁机越狱,和一群逃难者同行,可是,同行者为了活命,只好刺死了那个已经变成英雄的罪犯;还有一群民众向日寇出卖了营救他们的英国飞行员……“诸位听我说,这故事就是香港版的《无耻混蛋》啊!”彼时他做了PPT给一群香港人阐述理念,有人截断他的话,怒吼起来:“我看你才是他妈的无耻混蛋!”(《猿与鹤》)

即使时隔多年,这一声怒吼记在纸上,仍叫我震动。因为自认为挨了呵斥的人里,也包括在下我,乃至勾起锥心屈辱,尽管那些唾沫未有半星喷到我脸上。这些年间,大家居然从未谈及这些,喝得大醉也绝口不提,最终,它们也找到了在我看来是再好不过的归宿:被悉数写进作品里,白纸黑字再也无法叫人漠视。旁人读了觉得魔幻,到底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呵,只有当事人知道,那是真实遭遇。

之所以提及这篇《猿与鹤》给我的震动,不仅仅在于解开一段旷日持久的公案,更大惊奇也在于,李修文作品宇宙里的那个“麦格芬”( MacGuffin ),突然开口说话了,或者确切地说,一个说书人以自己为主角讲述了。

所谓麦格芬,是希区柯克电影惯用诡计,多指角色们必须拼命追逐,观众却可以毫不关心的人或物,比如《惊魂记》里被偷走的四万美金,《西北偏北》里根本不存在的间谍,希区柯克也曾告知前来采访的迷弟特吕弗:“麦格芬其实什么也不是。”

从《山河袈裟》一路读到《致江东父老》,不难发现,李修文作品里也有“麦格芬”时隐时现——可以说那是一个永远没有落实投资的影视项目,一个永远难产的剧本,也可以是那个永远在剧组、投资人、穷山恶水之间左奔右突的潦倒编剧,就像《七杯烈酒》里,“我”为了写作一部民国年间匪患题材的电影剧本,独自来到陕北的石圪梁;《小站秘史》里,“我”从长江之畔来到蒙古草原苦寒地带,又因被剧组撤换,只得丧家犬一般离开。

麦格芬的确什么都不是,但多数篇章因其而起:这位编剧常以第一人称叙述者身份出现,为生计所迫,才得以行走于“油菜花地里,荒寒的窑洞中,又或东北小城,西域戈壁”,先行给一段段旅程罩上一层惶恐悲凉之雾;也是因以失败者面目示人,打开什么样的窗,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人世风景,接下去才有那些浩荡文字。

不是不让人想到鲁迅的散文,唐诺曾形容它们“总是写得比小说还戏剧性、还向心凝聚”,“书写者鲁迅反而扮演一个单纯的、接受的、宛如大梦初醒并因此有所领悟的听闻者记叙者”(《尽头》),这位编剧也是如此角色身份。

评论家金理则说,“兴许可以这么认为,文本外部的‘我’,通过《山河袈裟》的书写行为,拯救、赎回了文本内部、身陷重围的‘我’”,《致江东父老》仍可作如是观。

那个看似与读者无关的麦格芬,在《猿与鹤》里,终于缓缓行至台前,现身详说圈中遭遇,那些长期隐身于活动背景板里的恶人恶行,也图穷匕见,直接抄家伙动刀子。须知这是惊鸿一瞥的珍贵时刻,过时不候。为了这次正式登台,作家理应做了颇多准备:说书人一拍惊堂木式的那些提示,“你所有不知”“不瞒你说”“实话说了吧”,全部抽走,单刀直入;对话双方不再是“我”与天涯沦落人,而是“他”与猿与鹤——叙述人称已然转换,由“我”变为“他”,即使这本是“我”的故事——以此确保说书人的间离态度,这也是一种职业精神。

而与猿凝视,与鹤凝视,也从它们眼中凝视自己,不仅是袭自楚人以香草美人自况的传统,也在于一种类似于齐泽克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术语所说的,当我们从自己身外审视自己,从某种不可能的角度审视自己,就会造成某种创伤。于是,“他又看见了那只猿,那只猿也冷漠地看着他,他们对视着,但他知道,他正在被鄙视”,非如此不可,才可明心见性。

相比《山河袈裟》的“大热烈与大荒凉”(评论家张莉语),《致江东父老》无疑前行抵至更为荒寒境地。如果说前者还略带亮色调,如同乌云镶金边,间或流露人间值得一过,到了后者,无论是山河行走,还是灵魂探险,以一己肉身深入各种绝境,无一处不是血泪交织,无一处不是生死相见,往前看雾都茫茫,回首故园更无重建可能,古往今来哪里都无处遁逃。而那些沿途同路人,与头顶的孔雀同行了千里万里的唱花鼓戏的瞎子(《三过榆林》);为了寻子与菩萨像相依为命的老秦(《鱼》);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中呕吐不止却又振作精神,忽又乍现屋檐下躲雨的少女时代高光一刻的女演员(《女演员》);二十多年前隔世相见的表姐、二十多年后乘愿再来的姑妈(《白杨树下》);一生求索“君为袖手旁观客,我亦逢场作戏人”,甘陪兄弟演戏到底的痴人“关二哥”(《我亦逢场作戏人》)……无人不苦命薄命,条条路都是绝路,最终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

“一定要记得: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,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事,建一座纪念碑;一定要记得:天下可爱人,都是可怜人;天下可怜人,都是可爱人”。所有的所有,都囊括在李修文这句话里了。既然如此,你我能做的,无非是歧路相逢,抱个满怀,告慰彼此,莫失莫忘。

李修文 《致江东父老》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

(本文由出版社授权发布,文/徐蒜蒜,编 / 俎燚楠)返回三分pk10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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